经济洞察

耄耋改革者高尚全(下):如何理解改革的逻辑

来源:高渊  2016-03-24  417次浏览
  摘要
  2014年5月,高尚全向中央领导提交了一份建议,提出改革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命运,涉及到两个百年目标,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没有综合的协调机构,恐怕没有保障。

  

      

      以下为作者与高尚全对话摘录

  00年代:首提解决“越位”、“缺位”和“错位”问题,要把政府改革放到关键位置上来
  高渊:改革总是伴随着争议,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永恒的主题吧?
  高尚全:到了2003年,为迎接十六届三中全会,我在当年4月参加了全会决定的起草小组。当时,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调控经济,出现了一些争议。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中,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:“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。”

  我提出了我的看法。简单地说,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,而不是前提条件。进行宏观调控,也应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,而不是行政手段,配置资源的主体应当是市场。后来,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建议,最后文件中的表述是这样的:“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。”


  高渊:政府改革总是越改越难,但总是说再难也要改。政府改革为什么这么难,又这么重要?
  高尚全:改革开放以来,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、设计者。现在,改了一圈改回来,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。国有企业改革、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?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。

  2004年6月,我给中央正在制定的“十一五”规划提了几点建议,其中一条就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。我当时是这么写的: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,经济过热,投资冲动,谁在冲动?是政府。为什么政府冲动?因为要有政绩。如果政府不改革,包括干部制度、考核制度不改革,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。另外,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,金融改革滞后了,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。


  高渊:那时候,政府要解决“越位”、“缺位”和“错位”问题,一度流传甚广。这个提法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吗?
  高尚全: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2005年2月份,国务院常务会议请了9位经济社会方面的专家学者,征求大家对当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的意见。当时的背景是,2004年前十个月,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达到4000多亿元,不少人有一种错觉,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改好了,不需要进一步改革了。我提出,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而要改好国企,关键在推动政府层面改革。

  我在那次座谈会上说,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,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“越位”、“缺位”和“错位”问题。“越位”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,既是裁判员,也是运动员,担当投资主体,干预微观管理;“缺位”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,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,而服务职能不够,责任意识不强。“越位”的要“让位”,“缺位”的要“补位”。政府改革很复杂,但我这么一说,大家就都明白了,也就流传得比较广。


  高渊:其实直到现在,怎么看待国资、国企和国有经济,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论。比如有很多人在问,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?
  高尚全: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,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,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,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。要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,国有经济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,更重要的是民心、民生和民意。
  民心是核心,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,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道理。为了得民心,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,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;为了得民心,就要尊重民意,使老百姓有话语权,有参与权、有监督权、有尊严。有了这三个“民”,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了。


     10年代:有人曾建议恢复体改委,但新一轮改革需要更高的权威性

  高渊: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,你向中央建议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,是出于什么考虑?
  高尚全:因为现在的改革涉及到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,容易改的过去都改了,现在要啃硬骨头,没有一个权威的、高层的机构不行。中央多次提出改革要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,谁来总体设计呢?只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这样的权威性,一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,二是搞统筹协调,三是督促检查。
  十八大前,有人建议恢复体改委。但我觉得体改委力度还不够,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五位一体,范围之广,内容之深,不是体改委能协调的。

  我在那年5月初就给中央领导提交了一份建议,明确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,因为改革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命运,涉及到两个百年目标,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没有综合的协调机构,恐怕没有保障。


  高渊:这些年来,你参加过几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?
  高尚全:我一共参加了六次,其中一次是十五大报告,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,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,就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、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决定。

  印象最深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前,我们几十个人在山上讨论了半年多。那次全会具体提出了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明确了“四梁八柱”,非常重要。


  高渊:这么多官员和学者,在一起头脑风暴半年,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辛苦的工作吧?
  高尚全:是的,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。要起草重要的中央文件时,都习惯于召集部委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学者,在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起草,然后再提交给地方和部委进行讨论。这种起草方式取得了很多成绩,也凝聚了很多智慧,便于统一意见,但是也存在部门利益等弊端。

  所以,我也曾提出建议,可以选择四五个智库,限期交出有关方案。这样既可以提高智库的积极性和学术水平,也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。同时,也要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为改革献计献策,使中央文件的起草过程成为干部群众的参与过程,也是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。


  高渊:你一直说,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,企业和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。你接触过很多国企和民企,现在你最看好哪家?
  高尚全: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,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华为科技公司。它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,比如它地处深圳,环境很有利于创新企业成长;创始人任正非为人低调,他个人股份所占极少,若在别的公司他必是大股东;建立了以奋斗者为本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;有着成熟的研发投入机制;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等等。
  1997年,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,有人向中央写信说,华为姓“资”不姓“社”。主要理由是,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,而且搞了职工持股,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。我觉得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,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调研。

  去了之后发现,任正非以2.1万元人民币起步,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,却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,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,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。这样的企业,应该是改革的典型啊,因为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。后来,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:“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,尤其要提倡和鼓励。”


  高渊:当时任正非知道这件事吗?后来他有没有感谢你?
  高尚全:我没跟任正非说过,他们一直不知道。后来,华为在浙江大学建了一个研究所,我曾担任浙大管理学院院长整整10年,现任管院院长吴晓波跟任正非说,我们高院长很早以前就支持你们,讲起了这个故事,他才知道。
  2014年11月,任正非专门来面谢,他说:“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说?”我说:“我不是为你一个企业,人家说你姓资,我说这是姓社,我用不着跟你说,我也不图什么。”他说:“你一定要来华为看看。”我也没有专程去,后来有一次在深圳开会,任正非派了两个人来接我去参观,确实早已今非昔比。


  这辈子:改革是无止境的,不管年纪多大,都要出自己的一份力
  高渊:听说您最近刚来过上海?
  高尚全:对,去年10月份刚在上海开了圣约翰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,我是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,首任会长是荣毅仁,经叔平和鲁平都当过会长,这是我现在担任的唯一的职务。我说我已经86岁了,不能再当了。但好多校友说,没有人了。因为我是1952年毕业的,是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,这次做会务的都八九十岁了。但来了之后,我有两个没想到。一是没想到全世界来了500多个校友,有的坐轮椅,有的拄拐杖,这些人对圣约翰很有感情;二是我征求各个地方分会的会长意见,这个校友会是不是自生自灭算了,下一届还开不开?大家一致说,要继续办下去。


  高渊:您家庭是什么背景,为什么会上教会大学?
  高尚全: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家在嘉定农村,初中到县城上学,高中考进了圣约翰中学,就在大学校园里面。家里没什么钱,原打算让我读完小学就出去挣钱,但我一个开工厂的舅父说,你读书不错,为什么不读下去,钱我出。
  高渊:当时圣约翰大学难考吗?

  高尚全:不容易考。我考了两个大学,一个是复旦大学海洋系,一个是圣约翰大学经济系,最后选了后者。其实,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圣约翰大学是全英文教学,接触到不少新的经济学理念,我在那里入了团,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。


  高渊:您今年87岁了,不仅参加各种论坛,还写文章出书,为何日程排得这么满?
  高尚全:我一直开玩笑说,那主要为了防止老年痴呆,现在我作报告不用稿子,而用脑子。前些年还要准备一个提纲,到了70多岁以后提纲也不用了,上去就讲,最长一次讲了两个多小时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,主办方看我包也不带,讲稿也没有,感到很疑惑。但我上台一讲,效果很好。

  其实道理很简单,如果你念稿子的话,下面的听众肯定要开小差。我不念稿子,也不低头看提纲,既是锻炼自己的脑筋,也是为现场效果考虑。


  高渊:不全是为了这个吧,更主要的是你依然希望通过各种场合,进一步呼吁推进改革进程?2015年还出了《新时期改革逻辑论》和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》这两本书,为什么依然如此努力?
  高尚全:有人问我,你那么高龄了,对改革还操心干嘛?但我觉得改革是无止境的任务,思考改革、参与改革是我的责任,尤其是当改革碰到困惑的时候,更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  2003年,国务院体改办撤消后,要把改革的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,初定的简称是“国家发展委”。我当即提出建议,简称还是要兼顾全名中的“改革”,不然容易造成误解,就是只要发展不要改革了。但也有人说,“发改委”没有“发展委”叫得顺口,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理由,多叫叫自然就顺口了。你看,现在不是叫得很顺口吗?发改委的领导很民主,尊重群众的意见,把改革加上去了。

  我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,精力体力都已经大不如前,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说,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,解放思想永无止境,改革开放永无止境”,中国的改革事业仍在路上,改革前进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,所以我还不敢停下思考,我希望自己继续思考和努力,为改革伟业作出微薄的贡献。


  高渊:到今年,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8年了,你如何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?
  高尚全:这38年来,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取得的。但也要看到,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问题,已经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。
  在我看来,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,我们应该力排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。下一步,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,就在于真正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,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建设服务型政府。
  
  Tip
  圣约翰大学
  圣约翰大学(Saint John's University),简称圣约翰、约大。诞生于1879年,初名圣约翰书院,1881年学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,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。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,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。
 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,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。该校的校友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无数领域历史。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,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。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。
  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,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,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(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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