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洞察

耄耋改革者高尚全(上):一个甲子的改革情结

来源:高渊   2016-03-24  353次浏览

  

     摘要

  60年前的1956年,高尚全在人民日报上发文,呼吁要给企业一点自主权,是他个人发出的第一次改革呼声。至今,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。在此后在中国改革的几乎每一次重要关口,高尚全均未缺席。
  很多人都说,高尚全是位贴了标签的老人。而且,这个标签已经至少贴了几十年,即:“改革者”。
  这是一个基本定位,在前面还时常会加些定语。比如,有人说高尚全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搞改革,所以称之为“高改革”;有人因为高尚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,称他为“市场派改革者”;也有人因为他既当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,又是一位学界公认的经济学家,称他为“跨体制改革者”;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说得更直白,在前面加了5个字:“有胆有识的改革者”。

  而高尚全自己觉得,因为他生于1929年,今年已经87岁了,所以称为“耄耋改革者”倒是合情合理。


  那次聊天安排在下午2点,高尚全西服革履,侃侃而谈近3个小时全无疲态。他说他一直如此,只要一谈起改革就兴奋。年轻的时候开会发言要写发言稿,后来慢慢只写个提纲,最近这几年索性连提纲也不准备了,上台就讲,说上一两个小时思路连贯不显老态。
  改革开放以来,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,一次是十五大报告,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,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,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、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。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,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,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。

  1956年,高尚全在人民日报上发文,呼吁要给企业一点自主权,是他个人发出的第一次改革呼声。至今,已经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。在此后在中国改革的几乎每一次重要关口,高尚全均未缺席。那么,他究竟是如何参与其中,曾提出怎样的重要观点,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进程,怎样理解改革的逻辑呢?

  (本文作者与高尚全合影,右为高尚全)
  以下为作者与高尚全对话摘录
  高渊:你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,总是三句话不离“改革”。你曾经当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,也是市场派经济学家,你如何为自己定位?

  高尚全:有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两个字——改革,把改革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。中国的改革要坚定不移,既要有勇气也要有智慧,改革为了人民,改革必须依靠人民,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。改革必然得罪既得利益者,所以改革者要经得起非议和质疑。


    高渊:现在都把1978年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,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就有人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了吧?
  高尚全:我是1953年到一机部工作,慢慢发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。一机部的招待所永远都住得满满当当,全是部属企业来北京办事的。和他们聊聊才知道,原材料没了,企业要来人;生产任务没了,企业要来人;产品卖不出去了,企业要来人;厂里提拔个干部,就更要来人。许多企业干脆就派专人常驻北京,盯着部里。

  还有件事印象很深。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,有家企业需要采购几台鼓风机降温,打报告给上级部门,按规定要由七个部门批,一路圈画下来,夏天已经过去了。这些情况让我觉得管理体制不改不行。


  高渊:当时你是怎么表达自己想法的?

  高尚全: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章,题目就叫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》,发表的时候还配一幅漫画《“必要”的手续》。大意是说,如果企业自主权过小,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,不仅会限制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还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、财力浪费,助长官僚主义。


  高渊:文章发表以后,有没有引来麻烦?
  高尚全:赞成的人不少,反对的人更多。当时汪道涵是一机部副部长,有一次我随同他出差沈阳,早晨散步时他对我说:“小高,刚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。”听得出,他是比较赞赏的。但也有人贴我的大字报,说企业是政府的,政府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,让他们拥有自主权,不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吗?
  后来反右的时候,我差点因为这事被打成右派。好在一机部是大部,里面大目标比较多。我还只有20多岁,级别也低,贴贴大字报也就算了,如果在小单位估计逃不了。但其实现在看看,当时说要有一定的自主权,还是很保守的,企业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。

  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企业自主权的重要性。联合国把我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》译成英文,加上了按语,并赞扬说:“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学家”。


  高渊:那以后一直到1978年的20多年间,你在做什么?
  高尚全:我先后在一机部、农机部、国家机械委工作,基本都在政策研究部门,正好观察一些现象,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。文革时下放到两个农场劳动改造,先去了黑龙江的依兰农场,刚去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,要自己盖,睡20多个人的大炕。还去了河南新乡的博爱农场,那个时间不长。总的来说,我在文革中状况还好,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
  80年代:匈牙利遇到的问题说明,用行政和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。


  高渊:后来80年代初成立了国家体改委,你就离开了机械委,成了一名全职改革研究者?

  高尚全:我先是到调研组工作,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,开始了从事经济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的生涯。我们当时的工作,不仅要宣传改革,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改革理论上的难点问题。如果能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上有所突破,比出台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具意义和威力。


  高渊:当年把“商品经济”这个名词写进中央的决定,是一次很重要的突破,你参与整个起草过程了吗?
  高尚全:那是1984年。当时农村已经全面推行了“大包干”,农民种地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同时,城市也开始通过放权让利,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。但进一步改革阻碍依然不少,关键是“计划经济”还在神坛上,没有被真正请下来。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决定在那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,我也参加了文件起草小组。

  当时,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。我在起草小组会上说,我们一直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,现在应当加一句话,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。我说现在的实践证明,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,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快,哪个地方的老百姓就比较富裕,所以我赞成把商品经济写上去。


  高渊:当时的阻力大吗?
  高尚全:确实有不少反对意见。有人不赞成把“商品经济”写入中央文件,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,也有的人认为最多只能写上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”。其实,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,就必然有商品经济。
  那年9月份,我们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,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,童大林、董辅礽、蒋一苇等近20位学者出席。座谈会上,大家达成一个共识,就是应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,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。

 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,在这年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,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中,就明确指出:“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,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,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。”


  高渊:这个决定出来后,对当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重大的推动。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,似乎还都没有停止?
  高尚全:争论一直在持续。1986年,我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,带了一个18人的代表团去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,成员包括马凯、李剑阁、杜鹰等人。这两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推行改革的,那次去的目的就是了解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
  匈牙利一位副总理见了我们,他说匈牙利是通过国家计划局编制下达生产计划,执行的结果是,有的企业完成500%,有的连10%都做不到。更糟糕的是,企业更愿意做产值高的产品,这样生产计划就完成得快。这样一来,很多产品都做得肥头大耳,因为用料越多产值越高,他们根本不关心款式,不关心用户的需要,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。


  高渊:你们这个代表团此行的目的,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做准备吗?
  高尚全:可以这么说,十三大是1987年召开的。从国外的例子来看,用行政和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都是不成功的。当时,国内的情况也是企业缺乏自主权,因为权都在各个部委手里,人、财、物和产、供、销都在部里。
  回来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,针对“市场经济=资本主义,计划经济=社会主义”的论点,我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,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属性。我同时提出,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,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,是改革的必然趋势。
  后来的十三大报告吸取了各界的建议,是这样表述的:“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。”

  90年代: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,为的是“劳动力市场”能否写入中央决定。


  高渊: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可“商品经济”,到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“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”,感觉是一种“小步快走”式的进步。
  高尚全:我举过一个城市起源的例子。城市就是“城堡+市场”,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,就产生市场,这才有了城市。市场是客观存在,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。社会主义也叫“城市”,而并不是叫“城计”。
  那些年,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2年。那年,小平同志说,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,资本主义也有计划;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,社会主义也有市场。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。小平同志的一锤定音,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。

 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,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这样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了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,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。


  高渊:十四大提出了改革的目标,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但怎么样搞市场经济,恐怕大家当时还是有点心中无数吧?
  高尚全:对,真正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和步骤的,是一年后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。会上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,又一份关键性文件。

 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。起草小组下设三个分组,我负责市场体系分组,成员有郑新立、张卓元两位同志。我们整个起草小组在山上讨论了半年多,当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,就是在决定里要不要提“劳动力市场”。


  高渊:这个概念现在听上去没什么,当时为何会有争议呢?
  高尚全:当时阻力不小,因为传统理论认为,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才有的,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,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。但是,既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全部生产要素就应当进入市场,由市场合理配置资源。
  十四届三中全会前,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的送审稿。我作为文件起草小组的分组负责人,列席了那次会议。在这个高层会议上,为了能使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,我鼓起勇气举手要求发言,说了5点意见:
  第一,劳动力的价值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。第二,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。第三,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,不开放劳动力市场,就业解决不了。第四,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。第五,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,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。

  其实,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个整体概念。过去,我们混淆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。不少人认为我是工人,我就是主人,我就是领导阶级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,中国的司机为什么服务态度欠佳,是因为他们总在想,我是领导阶级,我为什么要给你开车呢?


  高渊:机关国企里面这样司机确实不少,当年几乎人人遇到过,只是表现方式不同。
  高尚全:我在一机部工作时,有个局长要辆公车出去开会。他刚坐上车,司机就说车子坏了,帮我推一下吧。那个局长只能下来推,出了一身汗,司机才说,好了上来吧。后来听说,那辆车一点问题都没有,司机那天心情不好,故意刁难。
  过去我们对劳动力的配置都是依靠行政手段,用人就有不少运气的成分,也存在领导好恶,弊端已经很清楚了。劳动力和人才一定要流动,而流动就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解决。在市场当中,企业和劳动者都可以在自主、自愿的基础上,进行双向选择。只有这样,劳动者的素质、价值才能获得更准确公正的评价,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资源和整个社会资源实现真正的优化配置。
  后来,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,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育和发展“劳动力市场”,改革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  高渊:那之后,社会上又出现了“姓公姓私”的争论。比如说,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,怎么建设公有制等。你参与那场理论交锋了吗?
  高尚全:那场论战由来已久,高峰是在1997年,也就是十五大召开之前。当时我正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,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。针对“姓公姓私”的各种争论,我当时提出,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,也要确立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。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,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,才能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  那时候,对股份制有不同看法。我建议采取这样一种表述,就是“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,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”,后来被十五大报告吸纳。

  未完待续


      Tip1

  高尚全简历
  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。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,研究员、教授。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,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、副局长、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,1985至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。1999年,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。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,已毕业的博士生近30人。
  50年代:撰文提出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,汪道涵说:“小高,你的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转播了。”


      Tip2

  汪道涵
  汪道涵(1915.3.27-2005.12.24),原名汪导淮,安徽嘉山县(今明光市)人,曾先后就读于交通大学(现西安交通大学)、光华大学(华东师范大学前身),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,中共党员。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市市长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、中顾委委员等重要职务。
  汪道涵同志为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事业奋斗了70多个春秋。到上海主持市政府工作后,在市委领导下,主持制定了《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》、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》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重大发展的战略性决策,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、申办世博会、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,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,作出了突出贡献。